[市场动态]：中国还有多少煤炭？煤矿生态环境修复刻不容缓

“我省制定了《江西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验收工作规范》，明确关闭退出煤矿要做好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经抽查东村煤矿、建新煤矿等10座关闭煤矿，发现遗留的大量煤矸石裸露堆放，未妥善处置，也未按照要求开展生态修复治理；排水沟及沉淀池未建设或不完善，淋溶水直排外环境。”这是江西省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日前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



经查，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多家煤炭企业，“十三五”期间共关闭退出27对矿井。该集团在产及关闭煤矿产生的煤矸石堆积成山，历史遗留问题未及时有效解决，生态治理修复严重滞后；另有群众投诉的多个矿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矿山绿色发展。按照“谁破坏、谁修复”“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采矿权人应对开采造成的环境问题负责到底。但据记者了解，上述案例还只是矿山治理修复不力的冰山一角。







中国有多少煤炭



中国的能源以煤为主，2019年煤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57.7%，而世界平均是27%、欧盟为13.2%、美国为12.0%。以煤为主要能源，其实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中已经不多见。是中国的资源禀赋与能源需求共同决定目前的能源结构。



中国有14亿人口，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耗能巨大的第二产业贡献了中国4成左右的GDP，也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



中国生产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和水泥，是如今实至名归的世界工厂。但这一成就需要巨量的能源支撑，中国的能源消费量自2009年超越美国以来，便稳居世界第一，并依旧在增长。但是人均能源消耗距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依旧有上升空间。



然而中国化石能源又缺油少气，分布也很不均衡，严酷的开采条件进一步推高了生产成本。2019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57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4288立方米，分别只有世界平均值的7.8%和16.8%，然而煤炭的人均可采储量却有193吨之多。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以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在40%以上。



不论从成本角度或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依赖煤炭，都是一种必然选择。



中国的煤炭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几个集中地带，其中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一线以北集中了中国90%的煤炭储量，其中华北和西北集中了煤炭储量的2/3。



不同地区的煤田分布在不同的深度，涵盖从石炭纪一直到新近纪的各个地层，为中国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煤炭种类，从褐煤、各类烟煤再到无烟煤都有分布，从而导致煤炭质量参差不齐。截至2019年，我国煤炭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可采储量达到2704亿吨，居世界首位。



“呈现零星分散、小规模、低水平的状态”



“大规模煤炭开采具有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面积广等特点，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以煤炭资源富集的黄河流域为例，彭苏萍坦言，煤炭开采已成为流域生态环境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井工开采引起地表沉陷、地面塌陷及裂隙，进而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比如鄂尔多斯121个泉眼，受开采影响减少了104个。如何把影响降到最低？如何实现开采与生态协调？对生态修复工作必须有足够重视。”



然而，部分矿区的主体责任严重缺失。督察组发现，坪湖煤矿矸石开挖导致大面积山体裸露，作业场地、进出道路扬尘污染严重，排水沟不完善，淋溶水直排山塘。该矿存在违法占用林地行为，早在去年5月，当地林业部门就要求其在6个月内恢复林地原貌，但直至今年9月督察组进驻，企业仍未按要求落实。再如，尚庄煤矿矸石山挖掘、分选过程中未采取抑尘措施，截水沟、沉淀池不完善，现场可见大量未经收集的泥浆在低洼处沉积，已经干化皲裂。尽管早已被群众投诉，多个问题依然整改不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教授张博表示：“我国煤炭矿区生态修复现已得到极大发展，但因起步较晚，总体上呈现零星分散、小规模、低水平的状态，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仍是突出的重点任务。”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介绍，为支持和鼓励治理修复，国家从2011年起推行绿色矿山建设及评选工作，针对勘探、开发到闭坑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制定标准，涵盖土地复垦、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多项条件。“在前4批、607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中，煤炭行业累计入选227家，占据大头。但矿山数量多、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目前，已建成的绿色矿山仅占全国矿山总数的1%。”







不少企业依然“处于‘要我建’的阶段”



谈及修复工作不到位的原因，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归结为“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生态治理修复和污染防治投入不足，煤矸石综合利用缺乏有效管理”“生态修复治理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在多位专家看来，矿区治理修复还有更多短板。



“不少企业依然认为，发展绿色矿山是花钱的事，处于‘要我建’的阶段，这是极其错误的思想。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找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建立良性循环。”武强表示。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胡振琪告诉记者，传统生态修复多为末端治理，待采煤沉陷区稳定后再综合治理。“等待复垦的时间越长，矿山企业越容易逃避主体责任，新账不断成为旧账。理论上说，200—400年积累沉淀才能形成1厘米土壤。损毁土地长期荒废，土壤资源损失量大，垦复难度加大。”



除了企业因素，张博认为，理论方法也要完善。“以往的土地治理、生态恢复，多是在采矿出现环境问题之后，才会采取后处理措施，矿区缺乏超前决策和设计。很多矿山处于以确保安全生产和改善环境为主的初级阶段，距离重建生态系统的程度较远。此外，生态保护是一项伴随开采过程的持续性长期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企业对这项工作创造的真正价值不清，生态投入与效益产出比不明，亟待科学开展生态修复绩效评估。毕竟时间不长，很多工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彭苏萍看来，随着采煤重心西移，生态修复面临更大考验。“近20年，我国才开始加速中西部煤矿开发。相比中东部地区，前者开采相对较浅，对地表植被、土层等影响更甚。而且中西部矿区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域，给治理修复增加了难度，过去适用于中东部的方法、经验不能完全照搬，理论和技术创新需求迫切。”



治理修复不是简单翻新土地、栽种植被



多位专家表示，治理修复不是简单翻新土地、栽种植被，而是要实现矿山地质环境稳定、损毁土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改善等目标。



“尤其在降碳要求下，矿山开发也要兼顾低碳化。”武强说，煤炭开采产生的煤矸石，含有残煤、煤质泥岩和废木材等，长期露天堆放破坏矿区环境，内部热量积累还易自燃、排放二氧化碳。通过煤矸石发电、充填开采等方式加以利用，不仅节约资源、优化环境，也是减少煤炭开发过程中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让企业真正做到“我要建”，实实在在感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关键。“比如，利用煤矸石进行充填开采，工程本身虽要花钱，但建成之后可以减少沉陷、征地、防渗处理等其他投入。综合算下来，企业就有了动力。”武强表示，绿色发展要做好经济评估。



中国煤炭学会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树志提出，煤炭开采活动扰动影响剧烈，涉及地形、地类、植被、安全隐患的类型多。治理修复应分区分类因地施策、地上地下综合治理。“建议统筹煤炭矿山生态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多因性和地域性特征，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依据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水则水、宜建则建、宜荒则荒，充分考虑土地复垦、资源开发利用、城市功能建设、产业导入转型等不同建设要求。同时，按照财力可能、技术可行的原则，合理确定生态修复方向、方式和措施，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最大限度发挥修复后的长期效益。”



胡振琪强调，末端治理模式亟需转变为“边采边复”，将源头控制、过程治理贯穿采矿全过程。



张博也表示，我国矿山生态建设要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纯的土地复垦、环境改善到有目的进行生态重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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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贤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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